在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大背景下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不只是主产省份的责任，主销区也必须结合本省的情况，确保粮食产量，提高口粮自给率。
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，至少有3处涉及“主销区”的表述，且都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。比如，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、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;强化地方尤其是主销区的储备责任，优化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;鼓励主销区通过多种方式到主产区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，更多地承担国家粮食储备任务。 自古以来，我国南方多省被称为“鱼米之乡”。时过境迁，近年来，昔日“鱼米之乡”福建、浙江、广东等省却需要从东北、山东、河南等省调粮，“北粮南运”已经成为中国粮食流通的一道“风景”。
“风景”背后却是非常残酷的现实。数据显示，1997~2013年，浙江省粮食产量从1493万吨下降为733.9万吨;广东省则从1966万吨下降至2009年的1284万吨，近年来略有起伏，2013年上升至1315.9万吨;北京从237万吨下降至96.1万吨;上海则从230万吨下降至114.2万吨;2000年，福建省粮食产量为854.68万吨，2013年下降至664.4万吨。 早在2009年，曾有学者表示，主销区和主产区的区域粮食安全制度安排，将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。2014年的一号文件，国家强调了主销区的粮食安全责任，不再对主销区粮食生产进行放任。
数据显示，2013年浙江省粮食产量140多亿斤，粮食消费量则超过了400亿斤，粮食自给率不足40%，对外依存度超过60%。广东省常年粮食消费人口超过1亿，粮食自给率不足40%，每年需购入粮食高达3000万吨。
如此背景之下，确保耕地红线，保证一定口粮自给率，对于主销区而言也是必然。
“对于主销区而言，要保证基本的耕地，不能触碰耕地红线。在保证有效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，从而提高粮食的总产，构建销区的粮食供应体系，进而保证口粮自给率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谢扬告诉粮油市场报记者。
曾任主产区吉林省省长的洪虎表示，主销区应有意识建立粮食储备库，一旦发生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，可以及时调运，及时加工。
“其实全国整体并不缺粮，由于粮食储备不合理，加上粮食物流的时间、成本等因素的影响，导致某些地区出现暂时缺粮的情形。主销区做好粮食储备显得至关重要，缓解暂时的粮食缺失，平抑市场价格。”谢扬加重了语气。
在他看来，粮食主销区省份应该积极履行收储方面的责任，在省内整修和扩大仓容，同时调整粮食调运时间，不要只在粮食紧张的时候调运。“粮食丰收的时候也应从省外调入粮食，确保充足的粮食战略储备，为粮食供应提供一个大的回转空间。”谢扬强调说。
自2012年以来，进口大米一度席卷了我国南方市场，打击了大米加工生产企业积极性。进口大米除了市场因素，更多的则是仓储不足导致粮食供给不上。一旦在主销区 建立稳定、完善储备体系，将有效地避免粮食供应紧张，进一步平稳市场价格，维持市场稳定。
主销区解决缺粮问题无疑就是两种方法，一种是从省外调粮，一种是进口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、扎实的产销合作关系，对于稳定粮食供应、确保粮食安全作用明显。
“政策虽好，主销区和主产区也能实现合作，不过还是要处理好后续的一系列问题，基地的建设、生产出粮食的收购、利益的分配等等。过去就出现过很多粮食收购之后分割不清的难题。”谢扬如是说。
进入主产区设置生产基地，必然要与当地的农民、农业、粮食部门打交道，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为彼此的利益提供保障，成为摆在政府和企业面前必然的选择。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，有助于保障主产区不吃亏，主销区得到粮，实现共赢。
